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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北京高精尖产业价值链攀升?以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汽车为例
 [打印]添加时间:2020-08-20   有效期:不限 至 不限   浏览次数:44
 本文在系统分析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和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策略与路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北京高精尖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思路与建议。具体通过创新驱动、高端引领、融合发展、集聚协同等路径来实现北京高精尖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并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第一,完善治理框架,加强制度保障;第二,提升技术能力,加强创新主体培育;第三,完善政策措施,集聚创新要素。
 
一、从产业组织的四个维度解析全球价值链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链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材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及销售、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全球价值链可被视为新的网络型产业组织,可以从价值创造主体、价值创造的分布、治理模式和制度框架四个维度进行解构。
 
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各个价值创造主体的市场力量不同,在价值链整体的价值分配中的地位和结果也是不同的,所以价值链升级的问题随之而来。简单理解,价值链的升级是指由于企业能力的提高等原因,使得企业能够从事全球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经济活动,从而获得更多收入。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遵循的基本逻辑。首先是价值链的基本结构,侧重于各个价值创造主体的价值分布。二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制度安排,治理在全球价值链上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价值链上各环节公司之间的各种活动、劳动分工以及价值分配,都处于价值链治理之下。在许多全球价值链中,可能存在多个参与治理的主导公司。同时,这些主导公司可能位于不同环节上。三是升级的策略与路径。对于试图升级的价值创造主体来说,由于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升级的难易不同,策略和路径也必然存在差异。四是制度和政策问题。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一般是基于比较优势,因此提升竞争能力,实现价值链的升级是非常困难的,它必然涉及到所谓“发展主义”的问题,政府需要发挥作用,提供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才能实现“逆”价值链自然升级的缓慢过程,或者打破所谓的“价值链锁定”。
 
图 价值链升级的基本逻辑
 
一般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遵循相关性、从易到难和价值递增的原则,即首先从现有环节转向稍高一级的相联系或相关环节,同时,处于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采用不同价值链治理模的产业价值链升级的难易不同,策略和路径也存在差异。常见的升级路径包括以下四种。一是工艺流程升级,二是产品升级,三是功能升级,四是链条升级。
 
本研究将以前述价值链升级基本逻辑为基础,对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汽车两类不同类型产业的价值链结构与分布进行解析和研判,结合北京特点与优势,提出具有差异性的产业链升级路径,并从完善价值链治理、提升主体能力和集聚创新要素等维度提出相关建议。
 
二、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策略与路径
 
01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分析
 
“一北一南”格局逐步形成,“三城一区”建设加速产业集聚。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一北一南”的空间布局,同时围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三城一区”为平台加速产业集聚。
 
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价值链上游的主力。北京在基础研究、工程研究、临床科研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聚集和建设了大量知名高校院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临床数据和样本资源库,人才队伍总体水平和密度也居全国首位。
 
特色孵化器和产业平台助力创新转化落地。北京孵化器数量和入孵企业均高居全国前列。围绕产业发展的共性需求和关键环节,北京搭建了一批技术先进、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并成立了国内首个专注于生物技术创新服务的联盟——ABO联盟。
 
并购重组加速价值链整合。北京市生物医药领军企业通过内部重组、多元化延伸、资本市场并购等方式,实现快速扩张。
 
产业集群辐射周边,塑造互补的价值链结构。在北京的带动下,环渤海地区形成了创新能力较强的产业集群,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各省市在医药产业链方面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
 
02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障碍与策略——核心产品创新突破
 
(一)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障碍
 
北京本土生物医药企业规模偏小,缺乏千亿级龙头企业。中国上市公司市值500强榜单中,有42家医药类企业名列其中,广东、上海、北京分别为6家、5家和4家,其中4家总市值过千亿的企业中,没有北京企业。
 
北京生物医药企业新药研发能力薄弱。2017年研发投入TOP15上市企业中,没有一家北京企业。在创新产出上,北京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一类新药非常之少,更是缺乏重磅炸弹产品,抗肿瘤药物等部分高端药物仍然依赖进口。从2018年新药申报数量TOP50企业区域分布来看,江苏省企业数量最多,达12家,上海次之,为11家,北京仅有3家。
 
基础研究成果与产业化的代沟难以跨越。北京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一直在研究所和高校进行,对产业化的关注度相对低,许多基础前沿成果仍停留在实验室或中试阶段,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化到临床应用。
 
临床研究水平、能力与资源受限。当前北京大多数临床试验任务主要由三甲医院承担,但由于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尚未落实,三甲医院面临大量的医疗工作无暇顾及。另外,北京一大批聚焦在临床试验阶段的CRO企业,专业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只起到公关公司的作用。
 
政府与社会资本投入的局限性尚未解决创新与风险的对立局面。当前国内风险投资普遍只关注处在临床试验二期和相对成熟的产品及公司。尽管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但由于政府对产业的扶持资金较为分散,且行政干预过多,降低了企业申请项目的积极性。
 
北京营商环境“痛点”多,企业、人才双双外流。近年来,北京面临的土地资源紧缺、生活成本攀升、机制僵化等困境日益凸显,各地对生物医药产业扶持力度和“抢人大战”不断加码,使得独具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各地集聚。未来,北京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大。
 
(二)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策略
 
在价值链上游,聚焦关键领域,探索新型研发模式。第一,在有限的研发资金下,重点围绕北京市在建的大型科技基础设施,聚焦生物医药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难题,开展前沿引领型研究。第二,新药研发正进一步向优势地区和大型企业集中,应加速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探索新的生物医药研发模式,如借鉴美国Intercept制药公司首创的“VIC模式”,破除成果转化的障碍。第四,推动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化研发软硬件设施和数据库建设,推进医药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与安全保障,加快建立创新药数字化研发生态体系。
 
在价值链中游,加强制造工艺攻关,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第一,借鉴美国生物制药制造创新研究所和先进再生制造创新中心等模式,建立北京生物制药制造创新研究中心。第二,从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角度进行引导布局,深化生物医药产业在“三城一区”和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分工。
 
在价值链下游,创新审批和销售服务模式,加强品牌建设。第一,探索新型审批制度。对药审机构进行去行政化改制,尝试建立社会化的第三方药审机构,设立专门的创新药审评部。针对电子药物、数字化医疗器械等新产品和新业态探索新型审批制度。第二,建立适宜的药品定价和医保系统,形成市场奖励创新者的机制。完善北京市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机制,尤其要在医保支付、采购和定价等方面加快落实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制度的后续配套政策。第三,积极开拓销售网络,实施“北京品牌”计划。引进和培养高水平专业生物药营销团队,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加大品牌宣传,重视与患者的互动,提升患者对北京生物医药企业的品牌认同感。
 
在创新生态建设方面,营造国际化环境,完善人才机制和公共服务。第一,借鉴上海市建立的上海-波士顿生命健康产业国际孵化中心等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第二,实施“北京市生物医药高端团队”战略,集中资源吸引精兵强将,尤其是具有国际背景的高端团队。第三,建设包含研发服务平台、成果交易平台、产品申报服务平台和成果临床应用平台的新药创制全链条公共服务大平台。整合现有CRO企业,引导CRO企业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与路径
 
01 北京新能源汽车发展及价值链现状
 
产业率先进入成长期,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居国内前列且发展势头迅猛,率先进入成长期。2017年销售收入400亿元,同比增长33.3%。产业竞争力保持国内领先,在“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50强”榜单中,北京位居第二位。
 
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核心整车企业领跑。在昌平、房山、大兴形成了三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3年至2017年,北汽新能源连续5年蝉联中国纯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冠军,2017年纯电动汽车全年销量达10.32万辆,同比增长98%,成为国内首家年产销超过十万辆的纯电动汽车企业。
 
政策驱动下的市场推广迅速,需求强劲。2017年,北京市新增上牌新能源汽车6.7万辆。截止2017年底,我国共推广新能源汽车170多万辆,北京累计推广17.1万辆,位居全国第一。
 
形成以整车企业为龙头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北京新能源汽车整车代表性企业主要有北京新能源汽车、北汽福田等,同时电池、电机、电控等新能源汽车三大产业环节呈集聚态势。
 
02 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优势与挑战
 
(一)优势:创新资源集聚
 
形成以企业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构成的创新生态。北京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企业包括驻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性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海外或外企高端人才创办的企业。同时,高校和院所等创新资源丰富,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电工所等,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国家级研究平台。北汽新能源是我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之一,具有同时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实力。
 
专利储备居国内首位。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31个省区中,北京新能源汽车专利数为1237项,位列第一。其中,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77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2项、清华大学88项、北京理工大学77项等机构位居前列。
 
多个国家级创新平台落户北京。2018年3月,科技部批复建设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首批联合共建方包括北汽、百度、宁德时代、清华大学、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等21家机构,涵盖新能源汽车产学研各方面,集合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资源。另外,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落户北京怀柔,多家企业共同组建了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二)挑战:持续领先发展受到约束
 
政策驱动特征较为显著。能否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市场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例如,补贴退坡机制对福田新能源汽车发展带来冲击,2017年与福田汽车申请补贴的通过率为38%,低于同批次报批车企72%的通过率,未来必须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造车新势力难以在北京发展规模化产业。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发展“高精尖”产业释放了宝贵的存量空间,但仍不能满足开展大规模制造的需要,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迁出北京。例如,2017年12月电咖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将生产基地和总部由北京搬迁到绍兴。
 
03 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策略与路径——产学研融合协同发展
 
以国家级平台为抓手,聚合多方力量协同融合发展。以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等建设为抓手,提升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能力,进一步形成开放融合的创新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不同创新主体深度融合。
 
以领军企业为龙头,建立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首先由北汽新能源等领军整车企业牵头组织新产品研发,实现在京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的有效协同。第二,鼓励整车企业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构建国际化创新与生产体系,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与国外创新机构的对接与合作。第三,鼓励整车企业以商业模式创新为驱动,打造产品+服务+充电+运行一体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新业态,以带动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
 
进一步提升核心材料和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环节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能力。加强在这些价值链环节的公共研发投入,并出台相关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高附加值环节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化能力,提升北京在这些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力,同时,加强政策支持和产业承接,降低研发成本,加速创新转化,全力支持相关新技术在北京落地。
 
四、促进北京高精尖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建议
 
01 完善治理框架,加强制度保障
 
分类支持,按照产业特点选择不同路径。根据产业特点分类支持,精准施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产业,应以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竞争优势为路径进行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应采用核心产品创新突破策略;新能源汽车产业应注重产学研融合协同发展。
 
促进产业转移模式创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发挥北京科技资源溢出效应,鼓励北京重点产业园区与其他省市,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城市,共建合作产业园飞地,有序引导企业迁移。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在外地设立新生产基地,用“企业外扩”代替“企业外流”,进一步强化“中间在外,两头在京”的总部经济模式。
 
落实细化有关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完成人行使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的相关法律实施细则。鼓励协同创新,提高高校学科对产业的支撑作用。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用人自主权,完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分类考核制度。
 
02 提升技术能力,加强创新主体培育
 
统筹科技资源,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在战略必争、科学前沿关键领域建设战略科技力量,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别是针对影响整个产业链发展的瓶颈环节,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对于产业目标导向明确,边界清晰的项目,在对产业链和创新链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推行工程化的科技活动组织实施模式,保证项目目标实现。在一些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上,应让利益关切方“自带干粮”,尽量避免各类产业创新联盟流于形式。
 
加大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两类创新型企业培育。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在项目、人才和基地等政策向优势创新型企业倾斜,支持创新型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引导人才向实业流动。完善税收政策,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层级,将税收优惠政策向研发环节倾斜。对不同规模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行差异化优惠,鼓励中小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建立健全科技研发风险准备金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并在税前扣除,提高企业研发资金储备和研发抗风险能力。推动集成企业与关键零部件企业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模式,积极支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03 完善政策措施,集聚创新要素
 
打通人才链条,营造有利于高端产业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对前沿科学领域的人才和团队,实行长期稳定支持的经费投入机制。对符合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职业人才,实行多元化的培养和激励模式。加快建立“学徒制”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强培训机构建设,完善认证体系等,促进高级技工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加大对产业技术创新团队的激励,采取核心人物带动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引进等多种方式,积极引进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国内带项目创业的各类创新创业团队。继续实施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强化产业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强人才合作和交流,鼓励技术人员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重点引进具有技术经验基础的创新型团队,培育人才优势基础。鼓励高校实用开发型人才与企业对接,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人才集聚功能。
 
创新金融支持模式,保障资金供给。扩大高精尖产业基金规模。支持创新型企业充分利用新型金融工具融资。开展新型贷款抵押和担保方式试点。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向处于创业早中期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型企业。可适当采用政策贴息、风险补偿等财税政策手段,加大金融体系对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加大产业技术基础设施供给,加强试点示范。加强对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卫星通讯等相关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需求,建设监测与评定中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技术标准与试验验证平台、智能制造工业云、大数据标准试验验证平台等,为“高精尖”产业发展提供技术研发及服务平台。打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车等重点产业建立应用试点示范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标准在北京率先落地。建设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覆盖地上、地下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以人脸识别“天网”、自然语言识别为重要特征的智能城市管理系统。
 
*本文来源于《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9》第六章《北京推动“高精尖”产业迈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研究》。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完成,课题组成员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志等。文章经整理,欲了解详情,请联络[email protected]